文／张伊丽实倍网
1935年6月，陈云在长征途中接受秘密任务，即作为中央代表经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9月，陈云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以及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对于这次秘密赴苏的过程，陈云既没有去追问原委，也不曾对外谈过被护送上船的具体细节。他仅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提到：“西征军到达四川以后，中央因白区工作重要，故派我来白区工作，为中央代表。后在上海（1935年8月）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由他们送我来莫斯科。”在陈云口中所谈及的“他们”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庆龄。
共产国际：“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
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总结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共的联系与商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地继续贯彻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7年武汉政府的叛变，促使宋庆龄选择秘密前往苏联，以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人。据记载，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指陈友仁）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这是宋庆龄一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不仅实现了孙中山的访苏遗愿，而且开启了宋庆龄投身共产国际，进行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7年8月，宋庆龄由美国密友雷娜·普罗梅等人陪同，先后辗转海参崴、赤塔，于9月7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的代表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8日，宋庆龄发表声明，重申访苏的目的和背景，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苏方对宋庆龄的到来极为重视，为她安排了丰富且极具苏联特色的活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叶努基泽同志负责”。
1928年春，宋庆龄在陈友仁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未能明确地表示对于中国的革命援助与合作意向。这使得宋庆龄感到迷茫和失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早已将宋庆龄考虑为秘密发展对象。1928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莫斯科致函加拉罕，转告远东书记处关于宋庆龄问题的建议。该函全文如下：
根据中国委员会的决定，兹将远东书记处关于宋庆龄问题的建议转去供你们讨论。
第一，认为有必要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该决议案指出现时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工农群众，准备实行武装暴动）的态度。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宋庆龄和她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方针。
第二，同时认为作为宋庆龄未来政治活动的前景制定以下方针是合适的：
（1）关于吸收她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工作。制订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
（2）关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实倍网。
（3）关于国务活动方面。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例如，提出在中国成立“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张。
（4）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即伍廷芳之子伍朝枢）］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造谣和诽谤。
第三，除宋庆龄同我们的负责同志谈话外，认为还有必要对她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并让她了解我们的建设和政策，如（1）组织她到苏联各地参观；（2）吸收她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即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3月17日至4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3）指定一二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等；（4）在上述我所指出的几个方面对宋庆龄做工作取得成效时，认为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述目的。
从这份函文的具体内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联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吸纳宋庆龄作为发展对象时，思想上高度重视，考察上严谨细致，策略上系统完备：从宋庆龄对共产国际“争取工农群众”这一具体革命策略的思想认识来判断她的意识动态和政治倾向；从后期的会议活动安排、思想疏导等方式，帮助宋庆龄系统、全面地理解苏联的建设和政策；从宋庆龄的社会地位和与之所能开展的政务活动，来谋划制约和排除不利因素，促成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三方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终极目的。很显然，宋庆龄出色地通过了考核，在1932年前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1934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的谈话备忘录，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此后，共产国际中国组的地下秘密电台，就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设在她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位于上海市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楼房的顶层。在长征中以及在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后，宋庆龄一直能够通过无线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
周恩来：“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回国后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且帮助中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并不知情。
1931年，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联络员牛兰夫妇被英国巡捕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共产国际对其多方设法解救，并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奔走呼吁。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有所了解，但很疑惑：“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1933年，中共确知宋庆龄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
在陈赓、廖承志等被捕后，宋庆龄巧借视察监狱之机，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陈赓与党组织的联系。廖承志获释后，宋庆龄秘密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让廖承志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由宋庆龄转交共产国际。
此后，董健吾被中央特科指派为宋庆龄的联络员。一方面，通过宋庆龄了解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宋庆龄来营救被捕的同志。宋庆龄和董健吾早就熟识，都受过教会学校教育，有共同语言。董健吾作为宋庆龄的联络员，工作起来十分方便。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党组织进一步安排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到宋庆龄身边当“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传递信件，一直到1936年底。
至此，宋庆龄与中共正式开始了紧密而又默契的隐蔽合作。周恩来就曾表示：“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宋庆龄将佐尔格获得的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的情报，转送给苏区，使得红军能够从容应对，取得反“围剿”胜利。1934年夏，面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秘密会晤宋庆龄，请求宋庆龄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运动，以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宋庆龄对苏区遭到的浩劫表示深切关怀，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中共。但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中央经过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中共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顶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指示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并授意陈云等人前往莫斯科。
在长征途中，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中共中央的地下活动，并积极帮助中共中央恢复同各方面的联系。陈云能够顺利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就是得益于宋庆龄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团结并发挥了国际友人的特殊力量。
国际友人：“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摩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与众多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包括萧伯纳、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伊罗生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述：“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摩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
在陈云秘密赴苏时，美国医生马海德承担了具体护送任务。据马海德回忆：“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这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顺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
1935年陈云顺利到达莫斯科后，于10月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这不仅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而且使共产国际“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
在宋庆龄坚决与国民党决裂，竭诚拥护中共的时候，年轻的中共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将忠诚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混同起来。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所作的决议中指明“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并将邓演达等组织的“第三党”斥责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奸细”。对宋庆龄、邓演达等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斗争，以及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地探索与前进，不信任、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曾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和中间派划清界限，不能和宋庆龄、冯玉祥接触”。
面对白色恐怖的威胁和中共的误解，宋庆龄以坚定的信念和凛然的大义，公然申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确信“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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